董其昌，字玄宰，号思白居士、香光居土，上海松江人。万历十七年( 1589年)进士，初为庶吉士(为皇帝起草诏书、讲解经籍)，迁翰林院编修，曾为皇长子常洛讲学，官至南京礼部尚书，卒谥文敏。

董居士乃是真正的带发修行者，亲佛语道，用心于书画，对朝中的党争阉乱避之唯恐不及。《明史》对他的描述是“性和易，通禅理，萧闲吐纳，终日无俗语”他在书法里参禅。

董其昌是觉悟者，明了古人得失，自知书道冷暖，他的书画评论散布于大量的题跋当中，一看便是有识之士。明末画家杨补辑录其零篇散帙，分归为论用笔、评书法、跋自书、评古帖、画诀、画源、题自画、评旧画、评诗、评文、纪事、纪游、杂言、楚中随笔、禅说十五章，成《画禅室随笔》一书流传。

在董其昌看来，书法的高下之分，关键在于有没有化生出阴阳变化，变化如意而无穷，才谈得上艺术。“作书之法，在能放纵又能攒捉，每一字中失此两窍，便如昼夜独行，全是魔道矣。”

要想如意，就不能失意.不能造作失真；要想无穷，就不能一味端正规矩，要侧生百态。此其所谓“作书最要泯灭楼痕，不使笔笔在素纸成板刻样。东坡诗论书法云：“天真烂漫是吾师。，此一句丹髓也”。

他以此观古人，说“来海岳书，无垂不缩，无往不收，此八字真言，无等等咒(无与伦比的咒语)也”，说“作书所最忌者位置等匀，且如一字中，须有收有放，有精神相挽处。王大令之书，从无左右并头者：右军如凤翥鸾翔，似奇反正”，说“古人作书，必不作正局，盖以奇为正，此赵吴兴(赵孟颛)所以不人晋、唐门室也。《兰亭》非不正，其纵宕用笔处，无迹可寻”。

董其昌也真正做到践行自我书法理论，并将其发挥到极致，特别善于让浓淡、干湿、轻重等结伴演出，忽而淡若游丝，忽而雄如壮臂，纯熟晓畅，阴阳百态很容易被用来寄托丰富的精神内容。

要达到这一境界，“字之巧处在用笔， 尤在用墨，然非多见古人真迹，不足与语此窍也”。不足语的意思是说了也白说。谁都知道字要用墨写出来，字写得有浓有淡当然要在用墨上下功夫。清代包世臣说“墨法尤为书艺一-大关键”，显然董其昌在“墨法”上深有自己的体会与感悟。

他还有进一步的阐述：“ 盖用笔之难，难在遒劲，而遒劲非是怒笔木强之谓，乃大力人通身是力，倒辄能起，此唯褚河南、虞永兴行书得之，须悟后肯余言也。”“予学书三十年，悟得书法而不能实证者，在自起自倒、自收自束处耳。过此关，即右军父子亦无奈何也。”言止于此，何时收、何时放、几分浓、几分淡，那便不是理论所管辖的范围了。

万物皆负阴而抱阳，好的书法也都暗含阴阳，而好的理论必然是能区分优劣美丑的理论，无论是万物还是书法。当然，最有区分能力不是理论，而是时间。时间把意志不坚者淘汰出学书的行列，也把意志不够强大的书家淹没在江波之底。

吾学书在十七岁时。先是吾家仲子伯长名传绪，与余同试于郡，郡守江西袁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，自是始以为唐书不如晋魏，退仿《贵庭经)及钟元常《宝示永)《力命表》《还示帖》《丙舍帖》。

凡三年，自谓逼古，不复以文微仲、祝希哲置之眼角，乃于书家之神理，实未有人处，徒守格机耳。比游喜头，得尽睹项于京家藏真迹，又见右军《官奴帖》于金陵，方悟从前妄自标评，譬如香岩和尚，一经洞山问倒，愿一生做粥饭僧，余亦愿焚笔研矣。然自此渐有小得，今将二十七年，犹作随波逐浪书家。翰墨小道，其难如是，况学道乎？

翰墨小道，不过是在一张纸上努力窝藏天地，象征人寰，书法之外是一个更加现实的现实；然而身外的现实，也可能只是一张棋盘上的黑白对峙，谁能说它就是真实不虚的？

本质上，任何一个领域都是相通的，都是人把意识、情感投人其中种种，而后参与发展，探索真理，因之而喜、因之而忧。书法不过是墨汁的腾挪跳落，然而肉体何尝不是人类用来参与游戏的笔墨？以现实的现实来笑书法，恐怕连五十步笑百步都算不上。

董其昌说：“ 昔人以翰墨为不朽事，然亦有遇不遇，有最下最传者；有勤一生而学之，异世不闻声响者；有为后人相倾，余子悠悠，随巨手讥评，以致声价顿减者； 有经名人表章，一时慕效，大擅墨池之誉者，此亦有运命存焉。总之欲造极处，使精神不可磨灭。所谓神品，以吾神所著故也。何独书道，凡事皆尔。”

他的书法为康熙所独爱，在乾隆年间名声稍落，又在包世臣、康有为那里遭到近乎不屑的批判和否定，又在今天恢复了一代宗师的地位。沉沉浮浮，他似乎早就料到。

康熙常常临摹董书，放在案旁，办公之余看上几眼以作休息。他曾为董书写过一段很长的赞语：“华亭董其昌 书法，天姿迥异。其高秀圆润之致，流行于褚墨间，非诸家所能及也。每于若不经意处，丰神独绝，如清风飘拂，微云卷舒，颇得天然之趣……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，朕甚心赏。其用墨之妙，浓淡相间，更为绝。临摹最多，每谓天姿功力俱优，良不易……

有康熙的倾情代言，国人研习董书陷人到了疯狂程度。满朝文武凡是会拿笔的都专临董帖，泊泽功名的士子也拼命跟风，妄图借此求得赏识提携。董书在康、雍之时的地位，犹胜于赵孟潁在元朝的地位。

然而，至包(世臣)、康(有为)以碑学抑帖学，董其昌树大招风，被拿来当作帖学柔弱的典型。包世臣说他“行笔不免空怯”，康有为骂他没吃饱饭就来写字“香光虽负盛名，然如休粮道士，神气寒俭。若遇大将整军厉武，壁垒摩天，旌旗变色者，必裹足不敢下山矣”。即便董氏被批，但瑕不掩瑜，其在书法史上还是有席之地的。

时，书名颇盛者有张瑞图、邢侗、米万钟，与董其昌合称“晚明四家”。米万钟从字到人全盘仿照米芾；邢侗学晋，与右军书同坐卧；张字古劲硬峭，拙野狂怪，别成风气，与三人不同。正如《明史》所评：“然三人者，不逮其昌远甚。”